少林寺官方網站7月27日消息，少林寺住持釋永信涉嫌刑事犯罪，挪用侵佔項目資金和寺院資產；此外，他還嚴重違反佛教戒律，長期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，並育有私生子。目前，釋永信正接受多個部門聯合調查。
事實上，釋永信事件並非罕見個案，宗教腐敗在全球範圍內都屢見不鮮。無論東方西方，只要信仰能被商業化，牽涉的巨大利益就容易開啟罪惡的大門。
中世紀的「什一稅」「贖罪券」，以及斂財發動「聖戰」等等，就不需要多說了，西方宗教的腐敗現在依然嚴重，以至於前教皇方濟各（Pope Francis）說過：「天主教會的領袖經常因周遭諂媚而變得孤芳自賞、志得意滿與令人作嘔地激動。教廷是天主教會的腐敗根源。」
著名案例是為主教宅邸花費3100萬歐元的德國主教範埃爾斯特（Franz-Peter Tebartz-van Elst），號稱「奢華主教」。2013年10月23日，方濟各令他離開教區，無限期停職。
然而，這種輕飄飄的處理並沒有什麼警示效果。到2021年，梵蒂岡法庭終於起訴了10位高級神職官員，他們涉嫌敲詐、貪污、洗錢、勒索，其中甚至包括方濟各曾經的核心親信、助手貝丘（Angelo Becciu）。
2023年12月，貝丘被判貪污罪。梵蒂岡國務卿辦公室曾以3.5億歐元開發倫敦一座前哈羅德百貨公司倉庫，將其改建為豪華公寓。檢察官指控，梵蒂岡的高級神職人員和中介人（包括貝丘）通過這筆交易騙取了梵蒂岡數千萬歐元的費用和佣金，隨後在梵蒂岡放棄此地產控制權的過程中，又貪了1500萬歐元。
他的另一項罪行是，將梵蒂岡的12.5萬歐元，捐給由其兄長經營的撒丁島一慈善機構。
貝丘還被判定使用梵蒂岡資金支付給女「情報分析師」馬羅尼亞（Cecilia Marogna），後者也因將這筆錢據為己有而被判有罪。
即時如此，貝丘依然頗有存在感。今年還在上訴的他，一度要參與選舉新教皇的會議。梵蒂岡對樞密會議進行規範的文件，明確規定80歲以下的大主教有權選舉教皇，但那些被「教規罷免或經羅馬教皇同意而放棄大主教職位」的大主教除外。然而，關於貝丘到底放棄了什麼以及如何放棄的，一直都沒有明確的說明。
在大西洋彼岸，前有「避稅天堂」式的超級教會，後有電視布道家因洗錢被調查。2020年，美國德州著名「繁榮福音派」牧師科普蘭（Kenneth Copeland）因其名下擁有私人飛機、豪宅和百萬年薪的牧師團隊備受爭議。他曾在採訪中直言，乘坐私人飛機是為了「避免被窮人干擾」。
西方宗教存在「戀童癖」痼疾，也是世人皆知。例如，自2021年以來，法國天主教神職人員被指控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已超過21.6萬起，部分受害者控訴教會長期隱瞞、包庇罪犯主教。法國主教團最終承認「教會系統性失敗」。
近些年受害者站出來起訴後，巨額賠償金以及教區破產事件，也讓人們得以一窺並不透明的教會財務狀況。
2012年有分析稱，美國教會財務狀況協調不力，資金管理馬虎。破產教區的教會在某些情況下沉迷於財務扭曲——既為了挪用捐贈者原有明確預期用途的資金，也為了挫敗債權人的合法索償，包括教會自己的修女和神父。
從全國層面講，2010年美國天主教會及其旗下實體的年度支出估計為1700億美元（教會不公布此類數字），據信其中57%用於醫療保健網絡，其次是28%用於大學，教區和教區日常運營僅佔6%，全國慈善活動僅佔2.7%。
其主要慈善機構——美國天主教慈善會及其子公司擁有超過6.5萬名帶薪員工，服務超過1000萬人。2010年，這些組織僅向窮人捐贈了47億美元，而且其中62%還是來自地方、州和聯邦政府機構。這意味着，巨量資金從宗教機構轉了一道手。
類似地，美國天主教會的醫院和學校，儘管兼具宣傳和服務性質，但教會的一個主要收入來源恰恰是地方和聯邦政府。它們為天主教醫院患者的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、天主教學校學生的教育費用以及天主教大學學生的貸款提供資金。
由於教會財務並不透明，這些錢能否管好並無定論。但在那些已經破產的教區，律師和法官證實，各種資金混合在一起，很容易被挪作他用。在伯納德・勞樞機主教的領導下，波士頓大主教區在1986年至2002年期間沒有向其神職人員退休基金繳納任何款項，儘管該教區在復活節和聖誕節收到約7000萬至9000萬美元的捐款，許多教區居民認為這些捐款將用於退休牧師。
在亞洲，印度的「神棍經濟」同樣登堂入室。2017年，印度著名「靈修大師」拉姆（Gurmeet Ram）因強姦女信徒被判20年有期徒刑。警方突襲其住所繳獲大量黃金、現金和武器，甚至發現一座「私人地下宮殿」。
今年7月，泰國則爆出「高爾夫女士」事件，至少15名「高僧」被捲入。根據警方調查，綽號「高爾夫」的女子涉嫌通過勒索或自願轉賬從僧侶處獲取資金。部分僧侶可能挪用寺廟資金支付她，或贈予她貴重的禮物。涉案僧侶曾在寺院賬戶與個人賬戶間進行大額轉賬；其中，大城府朱吉達瑪蘭寺方丈將寺院的1280萬泰銖（約308萬港元）轉給「高爾夫」。
被不少人誇讚廉潔的新加坡，也難逃宗教與金錢的勾連。2010年，亞洲最大「繁榮福音」教會之一，城市豐收教會爆出教會資金挪用案。創辦人康希及五名高層被判挪用逾5000萬新幣（約3億港元）教會資金，用於包裝康希妻子何耀珊的歌手事業。經過漫長審理，六人最終於2015年被判處21個月至8年不等刑期。諷刺的是，何耀珊未被起訴，且在丈夫服刑期間繼續擔任教會領導職務，風光不減。
儘管全球各地宗教腐敗醜聞層出不窮，日本佛教似乎在外界眼中顯得格外「低調」和「從容」。但這份沉默，並非出於道德克己，而是千年來被政治制度巧妙掩蓋的經濟邏輯。
自7世紀佛教傳入日本，天皇政權借鑑中國南北朝以來的政治、宗教制度，賦予奈良的「重要寺廟」廣泛的自治權與免稅特權，並允許其管理大片土地。奈良的東大寺等廟宇因其國家級地位，大量兼併土地，一躍成為當時的超級大地主，逼得天皇不得不「出家」來緩和關係。擱中國，大概又要攤上次「滅佛」了。
至17世紀的江戶時代，日本佛教更是被賦予戶籍管理權，其勢力再度迅速擴展至全國，通過掌控各地廟產、土地及人口登記，成為地方喪葬管理和宗教管控的關鍵樞紐，逐漸融入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結構。
明治維新後，日本政府藉助神道教替代其部分宗教職權功能，並收回部分寺廟土地以圖削弱其勢力，但大部分寺廟仍以宗教法人身份保留了大量土地使用權和財產權，並繼續享受稅收減免。戰後，在「宗教自由」與「政教分離」的憲法保障下，這份經濟權力反而得到了鞏固。
時至今日，日本寺廟的主要收入來源依舊是祖先牌位管理費和墓地銷售。以大阪天王寺區的「供養」為例，寺方精明地依據牌位擺放的位置「分級定價」，越靠近佛像核心、越高層的「靈位」，價格自然水漲船高。若能安置在聖德太子身側，更是寸土寸金，貴不可言。年限一到，若親屬未按時續費，牌位便會被毫不留情地移除，仿佛「佛緣已盡」。
確實也有些小寺廟的傳人，其實已經成為普通人，只相當於兼了份宗教相關的差事。但國內某知名人士，憑自己有限的接觸，就誇讚日本僧人的面相非常「平和」，實在是不把那些善於賺錢者放在眼裏。
日本文化廳統計數據顯示，截至2024年，日本全國登記在冊的寺廟數量尚有7.2萬座，其中超過70%的寺廟已由家族經營並長期持有，宗教職能日益「商業化」。一名接受採訪的住持直言：「寺廟生存，靠信仰也要靠管理，佛光固然普照，但電費照樣要繳。」
獲得了經濟權力，卻失去了直接的政治參與空間。日本宗教與國內政治之間的糾葛，在佛教與神道教式微之後，並未終結，而是自戰後逐步轉移至新興宗教團體手中。
表面上，日本戰後憲法確立了「政教分離」原則，然而在選舉動員、基層運營與政策協商等領域，宗教組織始終與政治保持着高度協同，事實上已形成一種「政教合體」的運作機制。這一切，均借「宗教法人」之名，巧妙包裝為「市民社會」的正常參與。
其中，替代神道教的「統一教」尤為典型，長期遊走於法律與政治之間，既充當票倉，又扮演政治獻金的中轉通道，成為日本政治體系中不可忽視的「黑金中介」。
據中國反邪教網介紹，「統一教」於1954年由韓國牧師文鮮明在首爾創立。1997年5月6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在給吉林等10個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公安廳、局《關於將「統一教」定性為邪教組織的批覆》中認定「統一教」為邪教組織。
2022年7月，安倍晉三遭槍擊身亡，刺殺安倍的嫌疑人山上徹也供認，他母親受「統一教」洗腦，將幾乎全部家當供奉教會，使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。山上徹也說「對教會心存怨恨」，為報復而刺殺與該教關係密切的安倍。
自此，這場「黑金醜聞」終於浮出水面，原本遮掩在「信仰」外衣下的選票與金錢交易赤裸裸暴露在公眾眼前。迫於輿論與民意壓力，日本政府不得不開始公開清算這條貫通「信仰—選票—金錢」的暗線。
據報道，自2022年起，日本文化廳已啟動對宗教法人的資產結構與運營行為的全面調查，試圖摸清宗教團體的財務網絡與利益擴張路徑。2024年，日本文部科學省聯合國稅廳更進一步，出台新規，強化對宗教法人經營活動、土地交易與稅務申報的監管，矛頭直指那些「打着宗教旗號牟利」的常態化操作。
然而，「政教合體」作為在日本延續千年的制度性存在，其背後錯綜複雜的利益鏈條恐怕早已與地方政治、商業資本乃至政治家族深度捆綁。這張密佈全國的「神聖利益網」，豈是靠幾紙新規就能輕易撼動的？
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，宗教長期佔據重要位置，早已深深嵌入許多社會中，對於部分人來說，也確實提供了其所需的精神支持。但盤根錯節的內外關係與利益捆綁，讓宗教很難實現自身的淨化，需要外部的監督甚至直接干預和管理。全球的宗教腐敗層出不窮，每起曝光都是一記警鐘。
本文獲《觀察者網》授權轉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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