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守望者服務團是一支創辦了4年的民間搜索隊，多次義務搜救失蹤的行山人士，由2021年石樂蕎於飛鵝山失蹤而成立，到2023年積極參與搜索甯國良及曾憲哲而漸為外界認識。創辦人Anson表示，幾乎全部行山失蹤的個案皆是獨行，呼籲市民登山遠足要結伴同行，最理想至少4人一起上山。他在山上巡邏時，發現不少行山人士依賴電話，缺乏準備，盡信網紅，危險打卡；他呼籲行山要有完善的計劃，了解天氣，量力而為。
相約Anson到飛鵝山訪問，因為香港守望者服務團正是因為2021年搜索在飛鵝山失蹤的少女石樂蕎而成立。訪問當日是上午，正懸掛一號戒備訊號，熱帶氣旋韋帕逐步接近香港，天文台預告下午會改掛三號強風訊號。Anson表示訪問後會回家整理一下裝備後再出動，在颱風襲港下四處巡邏候命，看看有沒有地方需要支援。
創辦人Anson：通常會出事都是一個人行山
香港守望者服務團成立4年，頭兩年正值疫情，大量市民去行山，故此發生不少行山失蹤的意外。Anson了解過不同的行山失蹤個案，亦多次上山尋人，他說：「通常會出事都是一個人行山，永遠都是一個人行山。其次是沒有好好評估天氣，例如天氣太熱，身體狀況不太容許，又或者是完全不熟悉地方。一班人是比較少（失蹤），多數都是一個人抄小路。可能你見到絲帶，就順住絲帶行落去。」
Anson苦口婆心地說：「第一，真是不要一個人行山。現在科技先進，帶多一兩個充電寶，有意外時可以用到電話求救。做計劃真的很重要，我們發現只有部分人會在出發前告訴家人去行山，有講已經好叻，最好要提及行什麼山、預計什麼時候落山回家、中途會不會打電話回來。其次是一些基本知識，穿怎樣的衣服、帶什麼東西，例如水、食物、後備衣服；如果打算過夜，要帶睡袋、禦寒衣物。」
Anson認為港人求生知識較弱
「這些基本的知識，我發現香港人沒有。」Anson嘆道：「（教育）是很不足！甚至乎，我們竟然可以在小學開一堂教這些東西。我以為這些是小學生都應該要知的東西，學校、體育老師不是應該告訴他們嗎？我們去過民安隊的登山遠足安全大使的講座，原來現場很多人都不知道怎樣求救，我沒有想過那麼多人不知道！不知怎樣用哨子吹SOR訊號求救，可能現在的人行山連哨子都不會帶。見到直升機來到，不是照直升機而是照地下，人們也是不知道的。其實香港人的求生能力很弱、偏低。」
行山不能盡信KOL介紹
除了搜救行山人士，Anson亦會上山巡邏，看看遇不遇到需要求助的人。他說：「（最常見的問題？）沒有帶水、沒有帶食物，得個電話。」記得有次在秋天的傍晚5、6時，他遇到兩個女孩打算上獅子山影風景，他憶述：「她們說有電話（照明），還有40%電量。我相信她們影完相，可能用上閃光燈，下山時或者只得20%甚至沒有電，期間有意外時怎樣求救？」他表示帶過不少準備不足、迷路的行山人士落山。他說：「我依然建議要懂得用地圖及指南針。你的電話會沒有電，到時行山Apps都幫不到你。」
疫情期間封關，行山露營成為港人為數不多的娛樂，吸引大量KOL及網紅拍攝行山相關的影片。Anson說：「在網上看到資訊，跟住錯誤評估自己的能力，這個都是常見的錯誤。可能剛剛看到那些網紅，覺得打卡很美就想來，他們永遠以為網紅是一個人去，抱住『佢得，我都得啦』的心態，但其實網紅往往不是一個人自拍，有人幫忙拍攝、拿反光板，有很多人在鏡頭後幫忙，不是一個人行。」
建議4人結伴行山最理想
常言行山要結伴同行，多少人同行才最理想？Anson說：「起碼4人最穩陣，兩個都危險。例如一個人跌倒受傷，第二個人要照顧他，如果那個位置沒有訊號或者電話沒有電，那就沒有人可以出去求救，也是死路一條的。最好還是4個人，有人照顧傷者，有人可以去求救。」假若真的要獨自行山，也建議只行大路及主徑，Anson說：「香港的大路都幾多人行，例如飛鵝山道這裏就像彌敦道，轉頭又有一架車上來。行山人士失蹤不是在大路，一定是爆林、行小路、行錯路。」
對於行山意外，Anson也希望行多一步，教育市民，從源頭減少意外發生，例如他會到學校舉辦講座，向學生講解行山安全及禮儀。他亦想過一些方法：「我們試過造一些卡仔，掛在樹上，寫上座標及求救方法。有些人認同（我們的做法），但有些人覺得是破壞環境，所以之後沒有再做。我們不斷去想一些新方法，希望大家行山行得安全一點。」
Anson表示，去年跟一位唸中學的成員合作，提出智能標距柱參加一項創科比賽，但未能躋身決賽，他說：「當時評審好像說這個計劃太大型，不容易落地。」他建議政府在行山徑的出入口設置智能標距柱，利用鏡頭記錄行山人士的樣貌衣著，若有人發生意外失蹤，有助搜救人士追查下落。他說：「記錄他的衣著及樣貌，令我們知道他去哪裡、有沒有落到山，最緊要讓我們知道他是否仍在山上。資料保留24到48小時後銷毀，其實對市民私隱不構成威脅，更能保障他們的安全。」他認為科技日新月異，有航拍、AI的技術，政府可以做更多去保障行山人士的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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